网上股票配资文化新观察|从正名到共创，中国戏剧探索国际化新路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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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戏曲为何要译作“Xiqu”而非“Chinese opera”？德国观众为何在观看越剧《梁祝》时离席抽泣？美国导演如何在中国找到破题之方？

　　正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中，一桩桩剧坛往事作为镜鉴被重提。中外戏剧人共同探寻，中国戏剧如何走出“平等对话”的国际化新路径。

　　译名之变

　　2011年9月在厦门举行的第33届世界戏剧大会上，国际戏剧协会与中国戏剧家协会共同将戏曲的英文译名定为Xiqu，而非被更多使用的Chinese opera（中国歌剧）。相应地，各戏曲剧种也用音译，如京剧是Jingju，而非Peking opera（北京歌剧）。

　　“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立的表演艺术组织，国际戏剧协会认为有必要让国际社会对戏曲有一个更深层的认识。”国际戏剧协会总干事陈仲文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，“那次正名不仅关乎术语准确，更是维护文化多样性、促进艺术平等交流的实践。”

　　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、剧作家喻荣军认为，将戏曲译为Chinese opera，是将其强行纳入西方歌剧框架，人们会以歌剧标准审视戏曲，如追问戏曲是否有女高音、是否有指挥等，这容易导致戏曲被视为一种带有东方特色的歌剧变体，其独有的“唱念做打”美学体系被遮蔽。

　　“这不仅是一个翻译问题，更是一次平等化的文化正名，有助于戏曲在世界舞台上建立自己的定位和话语体系，从而体现中国的文化主体性。”他说。

　　2026年5月24日，作为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的国际交流板块，中国戏剧家协会、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办的以“从中国到世界：戏曲艺术与当代国际戏剧交流互鉴”为主题的国际对话会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。（中国戏剧家协会供图）

　　事实上，类似情况早有他山之石。日本四大古典戏剧，能（Noh）、狂言（Kyogen）、歌舞伎（Kabuki）、人形净琉璃（Ningyo Johruri Bunraku）的英文名都使用日语音译，并已取得国际共识。

　　在术语翻译上“正名”，更需在美学阐释上“立言”。

　　上海昆剧团党总支书记张咏亮表示，戏曲的美学与西方戏剧迥然不同——一根马鞭象征千军万马，几步圆场代表万水千山，只有清晰传递这种写意、简约、含蓄的美学特征，才能真正帮助海外观众理解戏曲这门艺术。

　　“与戏曲这种传统艺术形式相遇的价值，并不在于将它转化成我们熟悉的事物，而在于理解它承载的艺术哲学、身体经验、美学体验、文化记忆。”陈仲文说。

　　情感之通

　　多年前，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携新版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赴德国威斯巴登演出。虽然票卖得不错，时任团长茅威涛仍忐忑于当地观众的反响，直到听朋友说了一件事。

　　演出进行到“楼台会”段落，朋友发现一名外国观众离席，追出剧场竟看到她在偷偷抽泣。交谈中，这名女士说因为太难过，怕哭出声来影响其他观众。面对是否看懂的询问，她说：“当然看懂了。一个人失去挚爱时的那份疼痛，全世界的人是一样的。”

　　2025年8月21日，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演员在英国伦敦表演越剧折子戏《梁祝·十八相送》。新华社记者吴鲁摄

　　以自己的方式表现人类共通的感情，正成为中国戏剧融入世界剧坛的文化自觉。

　　“我们只是用中国传统的戏剧艺术来外化出一个爱情故事。”10余年后忆起这段往事，茅威涛仍然感慨万分，“语言不是问题，法语音乐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在中国也很受欢迎。”

　　法国利摩日法语区艺术节艺术总监哈桑·卡西库亚泰同样认为，语言不是外国观众欣赏戏曲的障碍：“全世界最容易让人共情的莫过于爱、善良、智慧等人类共通的情感和品质，而戏剧正是它们的凝练表达。”

　　中西方戏剧对于人类情感的共鸣，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审美取向。同是讲述生死爱情，莎翁笔下罗密欧与朱丽叶走向现实性的悲剧终结，但昆曲中杜丽娘与柳梦梅能超越生死相爱，越剧里梁山伯与祝英台更化蝶重生，这体现了中国人的浪漫想象与乐观精神。

　　“戏剧自诞生以来，就是作用于人的精神和心灵的。”中国戏剧家协会顾问、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罗怀臻表示，新的时代条件下，戏曲工作者应深入挖掘并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以独特的东方叙事与全球观众对话。

　　2023年9月9日，婺剧演员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表演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。新华社记者汪平摄

　　豫剧《程婴救孤》彰显中华民族的大义担当；舞剧《朱鹮》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；京剧《锁麟囊》蕴含东方智慧的处世哲学；秦腔《再续红梅缘》诠释坚贞不屈的红梅品格……

　　“本次展演的10个剧目，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国人看待生命、理解世界、表达情感的独特方式，希望各国戏剧节与艺术机构负责人通过观看演出和对话交流，更好走进中国戏剧的美学世界。”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、驻会副主席陈涌泉说。

　　合作之融

　　中外戏剧交流史上，两段传奇让人津津乐道。

　　18世纪30年代，纪君祥的杂剧《赵氏孤儿》经传教士翻译传入欧洲，其弘扬的忠义与牺牲精神与欧洲启蒙思想倡导的理性价值观相契合，引发伏尔泰等多位欧洲作家的改编热潮，为欧洲戏剧注入新的题材与思想元素。

　　20世纪30年代，梅兰芳先后访问美国、苏联，不但演出一票难求，更获得卓别林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、梅耶荷德、布莱希特等名家的推崇，对西方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为其反思自身传统、革新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写实美学的东方参照。

　　拼版照片：1930年梅兰芳（右）访问美国时与卓别林合影（上图）；2014年8月20日，梅兰芳之子、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（左）与卓别林的孙女、演员兼模特凯拉·卓别林在纽约合影（下图）。（新华社发）

　　1935年，梅兰芳（右）到苏联访问，与苏联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合影。（新华社发）

　　面对全球化语境，除出国演出的惯常方式外，合作创排日益成为中国戏剧“借船出海”的新路径。

　　萨摩亚艺术家与中国四川凉山演员合作的《星回》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永恒的哲学命题；法国导演和中国演员合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结合现实主义表演风格与法国戏剧理念；中国导演执导匈牙利演员的《圣·拉兹洛国王》，融入戏曲的唱法和表演程式；中国导演执导希腊演员的《赵氏孤儿》，双语呈现古老的“复仇难题”……这些演出实现了中外戏剧的艺术融合，使中国戏剧以多种方式“化”入世界剧坛。